当前位置: 螺丝网 >> 财经 >> 小农理性、经济理性与传统经济模式

小农理性、经济理性与传统经济模式

 2019/11/30 17:35:09   浏览次数:2814

近几十年来对明清经济史的研究足以表明,商品经济自晚明以来发展迅速,市场逐渐成为其中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学术界在经济形式和制度的这种变化与以小农为主体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等关键问题上仍然缺乏足够的共识。

除了薄弱的经验证据之外,在如何分析小生产者行为的方法上也存在差异。焦点之一是经济学所持的“小农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对立。然而,当历史、社会学甚至各种当代研究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时,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它们与理性假设无关。为什么会有如此难以谈论的差异?本文简要回顾了“小农理性”的学术史,旨在促进相关讨论或有助于理解传统经济模式。

“小农理性”的命题及其理论影响

“小农理性”源于20世纪20年代查亚诺夫对俄罗斯农民经济的研究。就分析方法而言,查亚诺夫最重要的见解是,农民是一个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结合在一起并雇佣家庭劳动力的经济组织。这使得家庭农场不同于“资本家”(根据当时的术语)利用资本来工作的企业,后者是当时经济分析中对生产者的标准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是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根据他们的主观评价做出劳动决策。同时,查亚诺夫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边际分析,从而获得了劳动决策的最佳条件,即边际增加一个收入单位所付出的劳动痛苦程度等于主观评价中收入单位带来的家庭满意度。可以看出,查亚诺夫对经济学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他建立了一个劳动力不由要素市场分配的模型。由于理想条件下市场分配和自给自足分配的等价性,该模型可以简化市场分配的理论分析。至于“理性”贡献,它是把劳动(反过来又是休闲)和生存需要纳入生产者的效用函数。

然而,查亚诺夫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过程并不顺利。虽然他的作品当时被介绍到德国、日本等国家,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才把他们的模型应用到物理和化学中,并用英语出版,才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业经济学的主流接受了查亚诺夫的理论。例如,辛格等人编写的《农业家庭模型》一书有一个专门的章节来介绍它。这意味着,在查亚诺夫研究诞生的几十年里,主流经济学的农民模式已经与查亚诺夫分道扬镳。其中,舒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影响深远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没有受到查亚诺夫的影响。至少,书中用来评估农业要素分配效率的方法仍然隐含着雇佣劳动力和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此外,美国经济学家有自己研究家庭经济的传统。从里德1934年出版的《家庭生产经济学》到贝克尔对家庭决策的广泛研究,整合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引入工作时间的想法在主流经济学中并不少见。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农业经济学之外的主流经济学不熟悉查亚诺夫(Chayanov),他的贡献在普通经济学教科书中很少被提及。

无论如何,查亚诺夫率先运用更现代的经济方法来分析农场决策。所谓的“小农理性”和“经济理性”之间的对立,相当于前者的进步。考虑到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理性”只不过是一套普遍的偏好和效用函数,基于查亚诺夫理论的“小农理性”不仅满足“经济理性”,而且比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更接近“经济理性”的本质。

“小农理性”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查亚诺夫的农场效用包含了生存或生存因素,因此提出了有吸引力的概念,如“自我剥削”,从而在除经济学以外的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1976年,斯科特结合查亚诺夫的理论,在他的著作《农民的道德经济学》(Moral Economics of Farmers)中提出了一种基于规避生存风险的道德经济。后来,查亚诺夫和斯科特的理论通过黄宗智的两部重要著作《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进入我国学术界。在黄宗智的“过度致密化/内卷化”理论中,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小农在“人口压力”下的“自我剥削”,这体现在商业化手工业和劳动报酬较低的家庭副业相结合,而没有经济结构的演变。

随着“过度致密化”理论的传播,“小农理性”的概念也被广泛应用。在理论阐述中,斯科特谨慎地提到“自我剥削”可以用当时的标准微观经济理论来解释。黄宗智强调查亚诺夫和舒尔茨的理论对立,用“小农理性”批判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管理假设。因此,利润最大化已经成为与“小农理性”相对立的“经济理性”。传统的经济方法似乎不适合分析小农行为。同时,由于查亚诺夫的贡献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我国经济学家也没有对“小农理性”进行认真的学术分析。

“小农理性”有助于揭示传统经济模式

如果“小农理性”实际上是“经济理性”在小农身上的具体体现,那么用更普遍的农民经济分析取代“小农理性”有意义吗?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小农理性”不能严格引入国内劳动力和自给自足。如前所述,它们实际上是不同的假设。换句话说,“小农理性”本身无法准确概括“小农经济”的基本属性。相反,标准经济分析可以分解查亚诺夫所表达的劳动边际效应,这有助于澄清各种假设的确切含义。例如,容易被视为小农经济独特属性的“自我剥削”对于雇佣劳动来说并不一定是站不住脚的:当劳动力通过竞争性市场进行分配时,工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综合效应也会产生具有相同效应的“后向弯曲”劳动力供给曲线。这样,即使观察到“自我剥削”,也很难在传统经济中引入劳动力市场的缺失,更不用说小农不会对市场做出反应了。

其次,通过更全面的经济分析,我们会发现“小农理性”与利润最大化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对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讨论双轨制度下粮食价格与粮食生产的关系时,有西方经济背景的学者提出,即使市场上出售的剩余粮食比例低于购买的比例,市场价格仍然是真正影响粮食生产的边际价格。这在口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随后的研究表明,如果农民的效用函数是风险厌恶的,而不是风险中性的(退化为利润最大化),边际价格以外的购买价格也可能在生产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利润最大化反映了对平均值或第一个时刻的影响,而风险厌恶效用函数引入了对第二个时刻的影响,这两个时刻共同发挥作用。显然,“小农理性”强调的风险因素和“利润最大化”强调的营利性质可以在经济分析中叠加在一起,获得更大的解释力。在理解传统经济模式时,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农民对相对价格变化的灵活反应,还可以发现保护性的中间组织,如部族和社会,在商业化过程中没有被削弱,而是得到了加强。

可见,“小农理性”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严格的经济分析使其价值得到更好的发挥。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对立。同时,“小农理性”是在复杂的理论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概念。澄清其含义有助于我们区分小农效用、技术和制度的哪些具体设置带来了现有的解释,从而通过有限的经验观察更有效地理解传统经济模式。

(作者: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网站

关注通化顺金融微信公众号(ths518),获取更多金融信息

安徽快三 甘肃11选5 安徽快三投注 快乐8 山西十一选五开奖结果

今日推荐